“我们无法承受毫无意义的苦难。”正如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常常令人叹服的那样，你总想把他说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反复咀嚼，用一个小时、一天、一周去细细思索。在所罗门探讨如何在生命中锻造意义的演讲中，他说出这句话时，指的是他为撰写《背离亲缘》一书所采访的一位女性——她曾遭受强奸，那段经历给了她一个女儿，也给了她一个人生目标。在逆境之中，她得以创造意义，寻得自我。所罗门引用她的话：”事实证明，幸运的那个人是我。”
然而，当苦难毫无目的时，又该如何？2014年3月，就在所罗门发表TED演讲前夕，《纽约客》刊登了他撰写的彼得·兰扎人物特写。彼得·兰扎是亚当·兰扎的父亲，正是这个年轻人在桑迪胡克小学枪杀了二十名学生和六名成年教职人员，随后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最终饮弹自尽。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以一种持续的、无法理解的状态活着，而那件事已成为关于你最重要的事实——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这场悲剧为彼得强行塑造了一种身份，余生他都将被儿子那不可言说的暴行所定义——没有缘由，没有慰藉，没有任何答案能解释儿子为何走向崩溃，也没有答案告诉他当初能做些什么来拯救儿子。这种”毫无意义的苦难”驱使着彼得去寻找那些或许永远无从得知的答案。
作为追寻意义的生灵，我们渴望叙事——那些有着清晰情节、因果脉络、人生启示与最终结论的故事——以此抵御冷漠宇宙的混沌无序。正如琼·狄迪恩在其散文集《白色专辑》中所写：”我们靠讲故事而活……靠将叙事线强加于零散的影像之上，靠那些我们习得的’观念’去凝固那不断变幻的幻象——而那幻象，正是我们真实的经历。”
然而狄迪恩后来也坦言，当1960年代末的暴力——曼森审判、马丁·路德·金与鲍比·肯尼迪遇刺——变得如此荒诞、难以赋予意义时，她失去了那条叙事线。”我本该有一个剧本，却不知将它遗落何处……我本该知晓情节走向，但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亲眼所见：一幕幕碎片化的闪回，以随机顺序呈现，那些影像除了短暂的排列组合之外别无意义，不像一部电影，更像是剪辑室里散落的素材。”无法从这片混乱中构建出真正的叙事，狄迪恩便创造了一个关于”无叙事的十年”的叙事。通过写作，她以一种即便在碎裂之中依然充满意义的方式，记录下了美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岁月。
同样，彼得·兰扎对答案的追寻——以及那永远无解的困境——本身便成了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笼罩在所罗门全部作品之上的幽灵。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大多数悲剧本无内在意义，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主动锻造意义，才能推动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向前迈进。即便那意义，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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