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社会学家泽内普·图费克奇指出，从香港到伊斯坦布尔再到纽约，图书馆已成为21世纪示威运动的标志性元素之一，它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们甘愿冒着不适、被捕乃至危险的风险，聚集在一起共同抗争。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位虔诚的埃及女性来到纽约，被祖科蒂公园里的示威者深深吸引，毅然加入其中。这位戴着头巾的中东宗教女性，看似与祖科蒂公园里留着脏辫的无政府主义者格格不入，但她却有着不同的感受。她向人群大声表明来意——”我来自解放广场，我支持你们！”——不仅受到热烈欢迎，还被认出是今年早些时候埃及起义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推特声音。她只是一个缩影，折射出全球反威权抗议文化正以非传统的方式跨越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
每个国家有其特定的背景，每场运动有其特定的面貌与诉求。然而，世界各地的运动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得益于数字媒体的普及和出行的便利，不同地域的抗议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交流、建立更直接的人际连接——事实上，21世纪网络化抗议运动所共有的抗议文化与政治理念，植根于数十年来积累而成的友谊与团结。（此处”网络化”是数字化网络的简称。）
在这片新兴的抗议图景中，几乎不存在正式的组织架构。但这些网络化运动往往共享若干核心特征：去中心化的领导结构、参与式的行动冲动、骤起骤落的运动周期、对表达性政治的强调、数字连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
当然，抗议活动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而且视所在国家而定，可能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从被捕、遭受催泪弹，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不一而足。当抗议者实现目标时，由此带来的成果往往惠及所有人，包括那些未曾参与的旁观者。正因为危险与共享收益并存，许多学者追问：人们为何要走上街头？为何没有更多人选择”搭便车”，让他人承担抗议的风险？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长久以来令我困惑的简单问题：为何那么多抗议营地都专门设立了图书馆？
抗议现场是自我表达的空间、归属感的共同体，也是互助利他的场所。
纽约祖科蒂公园的”占领”抗议现场搭建起了一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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