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家庭组建、生育率和伴侣关系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 这种转变与同居和同性伴侣关系兴起等社会文化变化有关。
- 第二次人口转型可以说是一种全球现象,并将继续塑造世界各地的人口模式。

人口构成的变化是促成独身现象兴起的重要因素。在研究人员所称的第二次人口转型之后,选择结婚的人变少了,或者人们选择更晚结婚,而结婚的人也更有可能离婚。1,2 虽然这些变化本身会导致成年人群中单身者比例上升,但它们还会对在这种现实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关系模式产生额外影响。
什么是第二次人口转型?
第二次人口转型(SDT)是一种理论,用来描述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在家庭组建、生育率和伴侣关系模式方面发生的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特征是从传统家庭结构转向个人主义、后物质主义和性别平等。
第二次人口转型是第一次人口转型的延续,后者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与北美。第一次人口转型的标志是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这导致了人口激增。然而,第二次人口转型关注的不是死亡率,而是生育率、家庭组建和伴侣关系模式的变化。
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以早婚、高生育率和性别特定角色为特征的传统家庭结构,正在被一种更具个人主义和更平等的模式所取代。晚婚、低生育率,以及对个人实现和自我表达的更大重视,是这一模式的特征。第二次人口转型与一系列社会文化变化相关,包括同居、单亲家庭和同性伴侣关系的兴起。
第二次人口转型已在许多发达国家被观察到,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澳大利亚。不过,这些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因国家而异。一些学者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是一种全球现象,将继续塑造世界各地的人口模式;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仅限于特定地区和文化。
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研究
事实上,跨国研究已经直接把初婚年龄与结婚倾向联系起来:规模较小的家庭和单亲家庭与较低的结婚率、较晚的初婚年龄以及较高的分手率相关。3-9 此外,鉴于夫妻家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10,11 在大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人数正在减少,而这种环境通常与较高的结婚率相关;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多成年人单身的时间更长。12-14
影响全球关系模式的另一个人口变化是预期寿命的延长。随着我们寿命年数的增加,15 一个人可能独自生活的时间也会增加,无论这是由于预期丧偶时间增加,16 还是由于从未结婚或已经离婚的人寿命更长,从而(如前所述)导致更多成年人单身的时间更长。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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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今许多独居者是老年人。18,19 在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预计老年人口数量将最显著地推高单身者数量。老年独居所带来的身体、经济和社会挑战,往往会给年轻一代造成社会和经济负担,20,21 这也可能影响个人选择保持单身的决定。
另一个对单身人数有明显影响的人口特征是性别比例。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会减少当地潜在伴侣的数量,因此会使许多人保持单身。如今,性别失衡主要由三种原因之一造成。在某些情境中,对男孩的强烈偏好导致中国、韩国、印度部分地区以及世界其他社群的性别比例失衡。22-25 例如,印度某些地区的性别比例低至每1,000名男性对应618名女性。26 鉴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这使大约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没有潜在伴侣。


其次,在西方更常见的是,国内迁移可能导致可选择的女性多于男性。例如,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美国城市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和同性恋男性比其他人口群体更为集中。以曼哈顿为例,单身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大约比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多32%。此外,曼哈顿有9%至12%的男性自我认同为同性恋。27 自然,这会缩小女性的潜在伴侣池。
国内迁移也给一些宗教社群带来挑战,在这些社群中,男性为了配偶而迁移是可以接受的,但女性这样做则不被接受。28 这些问题已在许多国家背景中被记录下来,并涉及多种社群,包括西方的犹太教、摩门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锡克教少数群体。29,30
最后,鉴于2010年代中东动荡和冲突之后移民水平上升这一现实问题,国际迁移也可能在迁移人口本身失衡的情况下造成性别失衡。31 尽管性别失衡会随移民浪潮、难民身份和历史背景而变化,但男性为了工作而迁移或独自寻求庇护的情况,比女性和儿童更常见。
例如,欧盟统计局报告称,2014年欧洲庇护申请总数中有55%由男性提出。32 虽然这看起来相对均衡,但进一步查看年龄组就会发现,年轻群体中的性别失衡要严重得多:在14至34岁人群中,80%的申请者为男性。到35至64岁人群,这一比例也仅降至66%,这表明在移民可能寻找伴侣的年龄段,尤其是在本社群内部寻找伴侣时,他们的选择可能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各种情境和社会背景中,性别失衡都在关系趋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人口力量的总和正在改变今天的社会。随着这些趋势预计只会继续增强,我们应该开始接受并拥抱独身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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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Van de Kaa, D.J.,第二次人口转型。《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2003。2:第872–875页。
2. Van de Kaa, D.J.,重新审视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与预期。NIDI/CBGS PUBLICATION,1994(30):第81–126页。
3. Fu, X. and T.B. Heaton,家庭与住户结构的跨国分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1995:第1–32页。
4. Morrison, P.A.,重塑家庭与地方联系的人口因素。1990:Rand。
5. Hogan, D.P.,人口因素、家庭背景和早期工作成就对结婚年龄的影响。Demography, 1978。15(2):第161–175页。
6. Michael, R.T. and N.B. Tuma,年轻男女进入婚姻和为人父母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Demography, 1985。22(4):第515–544页。
7. Ogden, P.E. and F. Schnoebelen,小型住户的兴起:巴黎的人口变化与住户结构。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5。11(4):第251-268页。
8. Kobrin, F.E.,美国住户规模下降与主要个体的兴起。Demography,1976。13(1):第127-138页。
9. Ogden, P.E. and R. Hall,第二次人口转型、新型住户形式与20世纪90年代法国城市人口。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4。29(1):第88-105页。
10. Cherlin, A.J.,古德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五十年后的重新思考。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2:第577-607页。
11. Cherlin, A.J.,《婚姻旋转木马:当今美国婚姻与家庭的状况》。2010:Vintage。
12. Klinenberg, E.,《独自生活:独居的非凡兴起及其出人意料的吸引力》。2012:Penguin。
13. Stone, J., A. Berrington, and J. Falkingham,英国年轻成年人居住安排决定因素的变化。Demographic Research,2011。25:第629-666页。
14. Vitali, A.,西班牙年轻人居住安排决策的区域差异:一种多层次方法。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2010。15(2):第97-108页。
15. Oeppen, J. and J.W. Vaupel,预期寿命极限的突破。Science,2002。296(5570):第1029-1031页。
16. Eng, I.,制造业城镇的兴起:外部驱动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发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7。21(4):第554-568页。
17. Cheung, A.K.-L. and W.-J.J. Yeung,中国一人住户的时空模式,1982-2005。Demographic Research,2015。S15(44):第1209-1238页。
18. Bengtson, V.L. and N.M. Putney,谁来照顾明天的老年人?东西方人口老龄化的后果。《Aging in East and West: Families, states, and the elderly》,2000:第263-185页。
19. Golini, A. and A. Silverstrini,西欧的家庭变化、父亲与儿童:人口学和心理社会视角。《The Famil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Trends and Implications》,2013:第201页。
20. Bolin, K., B. Lindgren, and P. Lundborg,欧洲独居老年人的非正式照护与正式照护。Health Economics,2008。17(3):第393-409页。
21. Portacolone, E.,美国独居老年人中的不稳定性概念。Journal of Aging Studies,2013。27(2):第166-174页。
22. Gupta, M.D.,印度旁遮普农村对女童的选择性歧视。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7:第77-100页。
23. Park, C.B. and N.-H. Cho,低生育率社会中重男轻女偏好的后果: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5:第59-84页。
24. Budgeon, S.,伴侣文化与单身状态的生产。Sexualities,2008。11(3):第301-325页。
25. Arnold, F. and L. Zhaoxiang,中国的性别偏好、生育率与计划生育。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6:第221-246页。
26. Census of India,房屋列表与住房普查数据。2011,印度政府,内政部。
27. Choi, S.K. and I.H. Meyer,LGBT老龄化:研究发现、需求与政策影响综述。2016,威廉姆斯研究所:洛杉矶。
28. Schmool, M. and S. Miller,犹太社群中的女性:调查报告。1994:Women in the Community。
29. Guttentag, M. and P.F. Secord,女性太多了吗?性别比例问题。1983。
30. Birger, J.,《约会经济学:约会如何变成一场失衡的数字游戏》。2015:Workman Publishing。
31. Pedraza, S.,女性与迁移:性别的社会后果。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1:第303-325页。
32. Eurostat,欧盟统计局区域年鉴。2015,欧盟委员会:布鲁塞尔,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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