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爱情的三种新方法

当今浪漫选择的极度丰富使寻爱过程愈发复杂。本文提出三种改进恋爱搜索的方式:以情感直觉替代纯粹的理性分析;以”促成因素”和”破坏因素”替代繁琐的择偶清单;将关注焦点从寻找”最优秀的人”转向寻找”最合适的伴侣”,兼顾非关系性特质与关系契合度,从而提升找到持久爱情的可能性。

核心观点

  • 当今浪漫选择的极度丰富,使得寻觅爱情的过程变得复杂而令人苦恼。
  • 寻觅爱情不应追求”最优秀的人”,而应寻找”最合适的伴侣”。
  • 在寻觅爱情的过程中,情感直觉比理性思考更为重要。

“我们浪费时间寻找完美的爱人,却忘了去创造完美的爱情。” ——汤姆·罗宾斯

在当今社会,浪漫选择的极度丰富以及将其付诸实践的便捷性,使我们找到爱情的机会前所未有地增加。然而,负面影响是:寻找合适伴侣的过程也变得愈加复杂和令人苦恼。这种令人兴奋的全新浪漫环境,因此需要一套全新的寻爱方式。本文探讨以下浪漫行为中所需的三大调整:(1)了解伴侣的认知工具;(2)对伴侣特质的评估;(3)对伴侣整体特性的评估。

一、认知工具:理性思考还是直觉感受

“垂钓爱情时,用心做诱饵,莫用脑。” ——马克·吐温

理性思考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它需要时间,通常是缓慢而有意识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主观意志的控制。然而,浪漫选择的丰富性降低了这种缓慢而全面的思考效率,因此需要一些捷径。情感直觉便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捷径:它是一种快速、自动的内在机制,能够调动过往积累的经验与知识。

在选择众多的浪漫环境中,顺从情感直觉往往比进行繁复的理智推演更为有效。一项针对新婚夫妇的纵向研究印证了这一点:研究表明,配偶的直觉性自动态度,而非其有意识的理性判断,才是婚姻满意度更好的预测指标。直觉性的内隐反应已被证明是婚姻幸福感的有力预测因素(McNulty等人,2013年)。然而,直觉也可能出错,因此需要与理性思考相结合。一种有趣的结合方式是培养直觉性的怀疑能力,以减少错误的直觉判断,同时保留对正确或错误选择的浪漫直觉(Sunday Grève,2023年)。另一种结合方式则分为两个阶段:先是直觉性的乐观,随后是反思性的现实主义(Sjåstad & Baumeister,2023年)。

二、评估伴侣特质:清单法还是”促成因素”与”破坏因素”

“每次约会,我都会想:’这个男人,是我希望孩子们每个周末都要相处的人吗?’” ——丽塔·鲁德纳

选择伴侣最流行的方式,尤其是在约会软件上,是使用一份浪漫清单。我们都熟悉这套流程:列出一份详尽的理想伴侣必备特质与不良特质清单——有时多达100条——然后逐一核对候选人是否符合每项标准。这种搜索方式(实际上也是网络约会的运作模式)侧重于筛除负面、表面的特质,试图快速过滤掉不合适的候选人。清单法对于淘汰那些在某些特质上远低于标准的人确实有用,但它削弱了搜索者的核心目标——找到一个真正优秀的伴侣,而非仅仅淘汰明显不合适的人。

早在1758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便建议其侄子用理性的方法寻找妻子:他建议像簿记员一样,列出所有优缺点,权衡两三天后再做决定。格尔德·吉仁泽(2007年)指出,基于富兰克林理性簿记方式的计算机程序——一个综合权衡18项不同线索的程序——其准确性反而不如遵循”找一个充分的理由,忽略其余信息”这一经验法则。当清单更长时(通常如此),吉仁泽的论点就更加明显。

清单法存在两大主要缺陷:(a)它缺乏内在的重要性层级,因此忽视了深度价值;(b)它聚焦于对方孤立的个人特质,因而无法考量契合度价值(Ben-Ze’ev,2019年及相关著作)。一种更好的择偶方式能够弥补上述不足,它聚焦于几个被赋予高度优先权的重要正面与负面特质。善良、智慧、关怀和敏感等重要正面特质是”促成因素”,有助于维系持久的浪漫幸福与稳定。而吝啬、愚蠢、自私和懒惰等重要负面特质,则往往是”破坏因素”,代表着深层的不契合,可能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

当我们考虑到一个”破坏因素”并不一定足以否定某个候选人时,复杂性就更加凸显。研究发现,人们似乎遵循着”不超过四个破坏因素”才会排除某人的规则。因此,我们也可以在此谈及弯曲因素(Joel & Charlot,2022年)。如此一来,我们不是在决定是否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寻找最优选择,而是在处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看似合理而突出的选择,在我们付出任何努力之前,就已经从直觉中浮现出来(Csajbók & Berkics,2022年;De Neys,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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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伴侣的整体特性:最优秀的人还是最合适的伴侣

“你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梅尔文·尤德尔,电影《尽善尽美》

评估潜在伴侣的整体价值颇为复杂,因为它需要综合两个不同的维度:(a)非关系性精英标准,即给予伴侣一个个人”评分”;(b)关系契合度标准,即在考量非关系性特质与当事人自身幸福相关性的同时,评估其配偶价值。非关系性标准衡量的是外貌、财富和智慧等独立特质的价值,通常易于使用,且大多数人对结果的判断较为一致。关系契合度标准是一个非比较性的标准,更为复杂,因为它取决于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双方之间的互动。两套标准既非完全相互依存,也非彼此独立。伴侣在非关系性标准上的价值,不受契合度标准的影响而独立确定;而伴侣在契合度标准上的价值,则部分由非关系性标准所决定(Ben-Ze’ev,2019年;2023年)。

这两套标准之间常常产生混淆,并由此导致许多满怀希望的约会者犯下错误。他们寻找的是(在非关系性标准上)最优秀的人,而非寻找(在两套标准上都)最合适的伴侣。最佳契合度的体现,在于双方能够激发彼此最好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亲密的浪漫伴侣会以符合对方自我理想的方式相互对待,促使对方更接近自己理想中的自我,从而感到满足与幸福(Drigotas,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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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优秀的人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寻找合适的伴侣——考虑到现实处境与种种局限——则是有边界的。选择后者的人,或许会满足于追求一个”足够好”的伴侣(在非关系性标准上)。如果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你们的浪漫关系总体感到满意,那么就没有理由苛求伴侣的完美(Finkel,2017年;Gottlieb,2010年)。

结语

“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的道路,是由一段段尝试与探索铺就的。” ——瑞恩·埃里克森

“我爱你胜过爱咖啡,但请别逼我证明这一点。” ——伊丽莎白·埃文斯

调整我们寻找合适浪漫伴侣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主流方法,而是要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大幅增加对上述不同方法的运用。

浪漫的生活当然不是童话故事;甚至有人说,世上根本没有幸福的爱情。然而,如果不能认识到浪漫环境的复杂与矛盾,我们的浪漫选择很可能充满问题与痛苦。我们应当学会在一个灵活而多元的浪漫环境中生活——既怀揣着对爱情的执着与笃定,也接纳那充斥于复杂、矛盾浪漫环境中的不确定与犹疑。

参考文献

Ben-Ze’ev, A. (2019). The arc of love: How our romantic lives change over t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n-Ze’ev, A. (2023). Is casual sex good for you? Casualness, seriousness and wellbeing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hilosophies, 8(2), 25.

Csajbók, Z., & Berkics, M. (2022). Seven deadly sins of potential romantic partners: The dealbreakers of mate choi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6, 111334.‏

De Neys, W. (2022). Advancing theorizing about fast-and-slow thinking. Behavior and Brain Sciences, 1-68.

Drigotas, S. M. (2002). The Michelangelo phenomenon and person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0, 59–77.

Finkel, E. J. (2017). The all-or-nothing marriage. Penguin.

Gigerenzer, G. (2007). Gut feelings. Viking.

Gottlieb, L. (2010). Marry him, The case for settling for Mr. Good Enough. New American Library.

Joel, S., & Charlot, N. (2022). Dealbreakers, or dealbenders? Capturing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partner information on mate cho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1.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22.104328.

McNulty, J. K., M. A. Olson, A. L. Meltzer, and M. J. Shaffer. 2013. Though they may be unaware, newlyweds implicitly know whether their marriage will be satisfying. Science 342 (6162):1119–20.

Sjåstad, H., & Baumeister, R. F. (2023). Fast optimism, slow realism? Causal evidence for a two-step model of future thinking. Cognition, 236, 105447.

Sunday Grève, S. (2023). Intuitive Skill. Philosophia, 51, 167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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