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许多学生曾经历过性侵——无论是亲身遭遇，还是通过同伴的亲身经历间接感受到。
- 大学校园独特的社会动态可能降低性侵事件被举报的可能性。
- 不同类型的强制报告要求会促成不同类型的披露行为。
许多学生曾经历过性侵，无论是亲身遭遇，还是通过朋友或家人的亲身经历间接感受到。那些在性犯罪案件中从事陪审团遴选工作数十年的人可以证明，此类遭遇在陪审团遴选过程中频繁浮现，有时甚至是当事人首次公开披露。
当性侵事件涉及已知施害者时，举报的可能性本已很低，尤其是在约会背景下发生的情况。研究表明，大学校园中某些独特的社会动态使举报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受害者的顾虑
性侵受害者不愿举报的原因有很多，涵盖个人与社会层面，包括不愿披露使自己陷入脆弱处境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包括判断失误、冒险举动或未成年饮酒。具体到大学环境，每个人都不愿成为”校园八卦”的主角，或在自己的社交圈内引发”风波”——而这些社交圈中往往包括施害者本人，他可能是室友、同学或队友。
这些顾虑究竟如何影响受害者举报校园性侵的意愿？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些答案。
强制报告的方式
高校保护学生的方式之一是实施强制报告（MR）要求。Kristen M. Budd 与 Shelby Frye（2023）就三种强制报告类型与校园性侵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i]
Budd 与 Frye 指出，大多数高校已采用全员强制报告制度，将所有员工定义为有义务报告校园性侵事件的责任人——有时甚至违背受害者本人意愿。他们将选择性强制报告定义为仅要求担任领导职务或对学生福祉负有重大责任的员工进行报告；而以学生为导向的强制报告则是一种要求非”责任”员工告知受害者举报途径、提供支持服务信息、并询问受害者是否需要协助联络的方式。
哪种方式最佳？答案似乎因人而异。
举报性侵：偏好与公众认知
Budd 与 Frye 通过一项面向普通公众的调查，研究了公众对三种强制报告政策的看法。超过半数受访者支持全员强制报告，其次是以学生为导向的报告方式。然而，研究发现，当公众将强制报告对受害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纳入考量时，部分人转而倾向于以学生为导向的方式，而非全员强制报告。这一区别具有实质意义。
意外后果
Budd 与 Frye 认识到，尽管强化校园安全、提升机构问责与透明度是强制报告的积极意义，部分强制报告政策仍可能对受害者产生不利影响。意外后果可能包括：受害者披露意愿降低、自主权受限以及二次创伤。就自主权而言，Budd 与 Frye 指出，剥夺受害者选择权的强制报告政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对自身控制感的认知——而这与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及其他负面结果（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密切相关。
校园关怀：支持幸存者
了解受害者不愿举报的原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目标在于找到最佳平衡点，使校园管理者、辅导员和执法人员能够以一种既提升举报意愿、又消除受害者后顾之忧的方式为幸存者提供支持。在努力揭露性侵事件、保护学生的过程中，我们持续完善相关政策与程序，致力于同时构建透明度与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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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i] Budd, Kristen M., and Shelby Frye. 2023. “Public Perception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Mandatory Reporting Policy Approaches: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on Victim-Survivor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22 (1): 122–37. doi:10.1080/15388220.2022.215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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